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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4000余个居民区里共涌现了51名“90后”书记
- 2021-05-03 01:52 -

  因为人口普查的缘故,去年底的一天,记者和隔壁邻居被同时敲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扎一个卷曲的马尾辫,自称“居委会的”。麻利地记录了信息后,女孩很有礼貌地道别。邻居这时却忍不住嘀咕:“‘90后’都做社区干部了吗?”

  “90后”做了社区干部,让人有些惊讶,大概是因为“居委干部都是大妈”的刻板印象太深入人心了。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居村工作的复杂性——人们普遍觉得,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年轻人是应付不来的。上海过去10年涌现的“小巷总理”的优秀典型,大多也是富有生活经验的“50后”“60后”。

  可上海的治理基底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就在不久前的村居党组织换届中,上海4000余个居民区里共涌现了51名“90后”书记。1000余个行政村里,“90后”村支书也纷纷冒头。

  年轻人不光参与社区治理,甚至成了上海基层治理单元的“掌门人”。这背后透射出一座城市怎样的治理逻辑和现实需要?

  记者采访了几位上海居村“90后”书记,或许有助于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立体的当代社区干部形象,透视当下上海的新型社区关系。

  “俞书记,侬真时髦。”普陀区桃浦镇同济沪西小区的居民吴阿姨拦住了俞浩泉的电瓶车。她端详来、端详去,眼前这个小伙子长得浓眉大眼,衣服整齐洁净,头发根根直立,还反着光。“就是有点不大像书记……”

  自去年底上任同济沪西居民区书记以来,好多居民明里暗里品头论足过俞浩泉的卖相打扮。他既觉得好笑,又有些无奈。“我只是穿了一件普通的牛仔衬衫,打了一点发蜡而已。哪里不像‘书记’?”

  同济沪西小区上一任居民区书记是56岁时从岗位上退下来的,她走后,换上了28岁的俞浩泉。一些老年居民对俞浩泉这个“孙辈”有疑虑。刚到社区那会儿,因为搞错几位老干部居民退休前的行政级别,俞书记还被他们拉到一边苦口婆心地“教育”过。

  可没过多长时间,俞书记开始办大事了。他要改革小区的停车位和绿化结构。小区有92辆车,只有42个停车位,长期供需不平衡。俞浩泉找人画了图纸,如果将小区东西南三侧绿地归并到一起,可以在不减少绿化率的前提下,补足车位缺口。这一方案得到90%以上的居民同意,但仍有33户居民“不让进门,也不听解释”,俞浩泉为此绞尽脑汁。

  在社区办“大事、难事”遇阻并不足以说明什么。相反,对“90后”书记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进入社区一块最好的敲门砖。

  刚满30岁的范是华,不久前刚从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北梅园社区副书记的岗位上提正。能得到居民拥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范书记可以帮我们装电梯”。

  装电梯是居民自治行为,流程烦琐庞杂,并不是所有居委会都愿意插手。但范是华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老房加装电梯的推进办法,还成功帮助小区里十几个楼栋率先装上。这一下,范是华“出圈”了。走在小区里,不少居民远远看见这个瘦高个子,都会点头招手。

  过去人们理解的社区,是一个基于居住关系的人际网络。特别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与社区的连接是极紧密的,且不说居民三天两头找居委会开各式各样的“介绍信”,就是处理邻里、夫妻矛盾,也仰赖于代表组织权威的居民区书记。这就难免造成一种时代性的误读,似乎当书记的,必须要和居民打成一片,才能把小区治理好。

  然而从小书记们有限的经验看,今天的社区关系早已发生了重要的转折。随着人的私域边界越来越清晰,城市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连接,也更多地转变为事务性连接。换句话说,如果居民和他所在的社区没有产生具体的利益相关,他甚至不必知道居委会的大门朝哪开。

  “所以老书记过去常教导我们要多‘上门’,其实这是很困难的。”俞浩泉说,现在你想到居民家去,必须有充足的理由。你想和居民加个微信,还可能遭到拒绝……

  不过,自从为小区完成了车位改造后,俞浩泉明显觉得自己多了一些拥护者,“可能是那些从中得利的年轻车主吧。总之后来再推物业费调价等工作,就比较平顺。”

  老百姓要的,是办得了事的书记。这让许多小书记得以用干劲和创意弥补自己年龄和经验方面的劣势。但小书记的上任,给社区关系带来的客观影响也不容回避:29岁的蒋申杰是目前奉贤区唯一一名“90后”村书记,他告诉记者,他将工作重心放在带领乡村产业发展、村民致富上,是因为“治理这一块,我感觉老百姓还是愿意靠自己。现在村民之间有矛盾,通常不找书记”。

  俞浩泉也感到,自己上任后,“原来老书记和居民的那种亲密关系就断掉了”,“可能老居民觉得和我有代沟,家长里短也不会找我抱怨。”

  近两年,上海大力推进基层数字化建设,社区有了智能设备的系统性支持,对社区干部的人力依赖似乎在逐步减弱。

  然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社区干部却在机制安排下“回炉再造”。譬如普陀区委组织部近年来展开的“大梁带小梁”工作制,让梁慧丽等一批全国模范的居民区书记成为年轻书记的带教老师,手把手传授社区工作经验。

  这恰恰说明,社区环境再发展、再变化,内里一些核心的治理逻辑还是一脉相承的。

  前些日子,北梅园社区一个80岁老太太摔倒了,书记范是华第一时间赶过去后,围着老太太急出一脑门子汗。北梅园社区是老旧公房,2360户居民中,老年人占一半以上。发病、摔倒等突发情况几乎是防不胜防。“万一遇上了,我又没什么处置经验,老人也等不起,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范是华报了一串居民区老书记的名字,他们中有的是范是华的带教老师,有的早已退休。他们提供的方法,让范是华觉得“屡试不爽”。

  俞浩泉是梁慧丽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当年,梁书记把普陀区“最乱小区”莲花公寓救出泥潭,还一度因为“居民不愿她退休”而引发全社会热议。俞浩泉在莲花公寓做社工时,就跟着梁书记去医院照看生病的居民,给去世的老人送花圈,“每年除夕梁书记都要给社区孤老做年夜饭,我就负责洗菜、切菜……”

  梁慧丽能让劳改人员管自己叫“阿姐”,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这让俞浩泉至今觉得不可思议:“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监狱都改变不了他们,梁书记却可以?”

  如今,俞浩泉用上了梁慧丽的一句口头禅,“遇见居民要热情,接待居民要有感情,解决问题要真性情。”去年底上海遭遇寒潮天气,俞浩泉要求班子全体到居民楼里排摸老人水电煤使用情况。其中一户住在二楼的独居老人,打电话不接,敲门也不开。

  俞浩泉急了,架了梯子就往老人家里爬。打开窗子的一刹那,老人和俞浩泉四目相对。“当时我就骑在窗框上,进退两难。老人喊我:小俞你要干嘛,赶紧进来,太危险了。”原来头天夜里,老人吃了两粒安眠药,睡得太沉没听见动静。

  俞书记的“真性情”闹出了乌龙,但打那之后,小区里却传出一种声音:小俞刚来,虽然没有做什么事情,但品德是很不错的。现如今,俞书记说话做事,偶尔被个别人“怼了”,总会有几个老居民站出来帮腔。

  这便是社区的底色,再“冷漠”或疏离,总有“人情味”在里面。再智能与发展,还是离不开居委干部的社会经验与社交智慧。

  记者联想起梁慧丽曾讲过的一个故事:1996年,她从大型企业中层干部转岗,考进了所居住的潭子湾,担任万民居委会的主任。第一天上岗,她被当时的老书记赶到了垃圾厢房门口,递给她一个水桶,一块抹布,要她把垃圾厢房打扫干净。

  “老书记那是考我呢。当时清洗厢房要水,得敲开老百姓的门去借,然后一趟一趟地担水回来,再蹲地上扫。老书记后来对我说,当居委会干部就要满足三个条件,运动员的身体,宰相的肚子,橡皮的鼻子。”梁慧丽觉得,即便到了今天,想做一个好的居民区书记,还是离不开这三点:能吃苦,能容人,不怕碰壁。

  去年发生了疫情后,很多居村书记不约而同提及同一句话: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疫情中遭遇的种种,已经全然超出了老一辈社区干部的既有经验框架,对于年轻一代社区干部来说,更可谓是危与机并存。

  范是华就是险些被击垮的那一个。因为社区里出现了一例确诊,居民把书记和主任的电话打爆了。“一上来就是‘国骂’,根本就不听你解释。真是气到想辞职。”

  其实范是华也只是转了转辞职的念头,即便小区矛盾最激烈的那几天,他和主任两个依旧背起消毒水,在小区里边走边喷。有居民来吵闹,范是华还是会赔笑脸。只有关上办公室门后,才敢猛敲两下桌子板凳泄气。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要感谢这些事。经历过了最糟糕的,以后还有什么更艰难吗?”范是华说。

  今天的社会治理工作正面临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不单体现在人力资源的迭代上。一个年轻书记所要面对的,除了他的村居民,还包括全新的治理任务,全新的班子,以及他内心的秩序。

  拆违和减量化后,上海大量乡村失去原有的厂房租金,每年100多万元的财政转移支付并不足以支持农村的环境整治和日常开支。和许多村书记一样,蒋申杰每天睁开眼睛就会想:接下来从哪里“搞钱”。

  集体的收入和老百姓的红利是直接挂钩的,并进而影响老百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换言之,一个村来钱难,就等同于治理难。

  蒋申杰以前在某园区有过两年招商的经验,“脑子里还留着一些市场化的因子。”他设计了一套思路,一方面把村里有限的一些农用地流转给效益更好的合作社,发展农旅结合的体验式经济;另外再成立一个以村集体为主导的运营公司,雇佣自己的村民承担乡村的物业、保洁、养老服务等工作。“当然,这些还停留在设想阶段。我准备把它当一次实验,成与不成的,总要探探路嘛。”

  蒋申杰上任后还做了一件事,他重新整合归并了班子成员的独立办公室。“我是想学习市区开放式办公的做法,把有限的地方留给村民作为服务空间。没想到,当场就有人反对。”

  整个村委班子里,蒋书记年纪最小。有人觉得,“他想法很多,偶尔会跟不上他的思路”,特别是面对一些创意性的工作,也有人明确表示,“我支持你,但很难主动为你做什么”。

  “这里面有代际的问题,也有视野的问题。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办事风格本来就不一样,而且大家的工作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差异很大。”蒋申杰说,“当然,我这人也比较硬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上班时间只认事不认人。”

  俞浩泉的班子里6名社区干部,有两个“90后”,一个“80后”,三个“70后”。同样,他年纪最小。“虽然是书记,大家还是叫我‘小俞’。我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也要求他们多说。但最近我发现班子的沟通协调似乎少了。一份工作三个人做,能给我三个不同的结果,要想想办法了。”

  还有一点是俞浩泉上任居民区书记前没想到的,IM体育“怎么服众的问题”。“如果我干得少,别人干得多,别人就会不服。所以如果要加班,我就让你加两天,让他加两天,而我自己是‘每天’。这样总归没错。”

  去年年中,上海面向高校放出1000个社区工作者岗位,堪称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应届生招考。

  消息发布之后,收到大量的简历。普陀区最热门的某街道岗位,录取人数和招考人数比竟然达到1∶18。然而街镇和社区却喜忧参半:喜的是基层将有一批年轻的、高学历的专业社工加入。但往年的经验也表明,相当比例年轻人才会在进入社区后较短时间里跳槽,人才培养成本高、流失率高。

  社区干部遇冷,这放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梁慧丽说,20世纪末她做居民区书记时,“社区岗位相当难考。考进去了,还不一定能留任,要做出些实事来,过五关斩六将。”

  为了对得起这份工作,许多社区干部几乎付出全部身心——虹储小区的书记朱国萍30年没过过完整的双休日,她把所获荣誉的奖金都用在了居委会的管理建设上;杨兆顺书记十多年扎在紫藤苑小区里,硬把一个治安问题众多的动迁安置小区变成了上海市文明小区;为了当好莲花公寓的书记,梁慧丽用所有的积蓄买了当年无人问津的莲花公寓的房子……

  当“90后”们登上舞台时,社区早已是另一派景象:一方面,被动的忙碌成为常态,社区日渐成为一个难以核算性价比的地方——点外卖成了俞浩泉生活的常态,“攒的肯德基积分已经兑换4个杯子了”;蒋申杰因为村里环境整治,连续一个多月深夜回家,妻子责怪:女儿已经不认识你了。

  另一方面,外界对社区干部的职业评价也发生了转向,甚至很多社区干部自己也加入了“劝退新人”的行列。范是华说,他做社工的那几年,经常听到一些奶奶辈的社区干部语重心长地告诫:小年轻不要做这一行,赚这么少,以后怎么养小孩?

  更加本质的变化在于“90后”书记们的职业价值观念。“我可以加班,但不能不让我睡懒觉”,“我可以24小时接听居民的电话,但如果没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我希望第二天上班再解决”,“我很佩服前辈,也想做一个好书记,但始终不可能超越她”,“如果我去企业做事,赚得更多。为什么我要留在村里?只是想亲手做成一些事情”……三位书记如是说。

  或许,相比老一辈书记,年轻书记无私忘我、全身心奉献的精神有些减弱,但责任意识没有减弱,对成就感的追求没有减弱。这也意味着,当下社区岗位留人,必须切中年轻一代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要进一步发展数字化手段,将基层社区干部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更广阔的创新创业舞台;要进一步提高基层社区干部待遇,优化投入产出效能,从而提升全社会对社区岗位的价值认知;更要充分相信年轻人,放手让他们去承担“书记”这样的重要岗位职责。

  结束采访前,俞浩泉主动分享了他的职业规划:“我在想,我至少还要在社区干30年吧。以前是我选择社区,现在能当书记,说明社区也选择了我。我还是觉得很自豪。”

  记者采访了几位上海居村“90后”书记,或许有助于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立体的当代社区干部形象,透视当下上海的新型社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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