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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五个着力点
- 2021-06-28 21:58 -

  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凸现出的我国经济结构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成为“十二五”期间的中心工作已成定局。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多种关系与多种类型结构调整,这就要求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必须在整体统筹、均衡协调中进行。要适应整体统筹、均衡协调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应注重以下五个着力点。

  一、坚持“又好又稳”的原则,协调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为推进结构调整创造良好宏观环境

  速度与结构是经济结构调整中遇到的一对矛盾。就像汽车在转弯时,必须适当降低速度,才能安全转弯一样,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只有把速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才能为社会资源结构性配置腾出空间和时间,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处理好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在处理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上,需要从“十五”期间坚持的“又好又快”的调控原则向“又好又稳”的调控原则转变。在“十二五”期间解决好速度与结构关系,IM体育应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要调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提高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强化与调控能力。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潜力与平稳发展的要求,“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以8%为宜。通过适当调低速度为调整结构让路,把经济增长质量纳入“十二五”宏观调控的战略视野。

  二是防止已经形成巨大惯性的重化工投资再度扩展,要通过调整优化重化工产业的结构,来抑制其低水平、高能耗的规模性扩张。出于对速度与地方税源追求导致的重化工投资的过度扩张,对社会资源的过多占有,是“十二五”期间影响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处理好速度与结构关系的核心所在。

  三是正确对待速度与就业的关系,走出投资一定会带动就业的误区。重化工产业属于低就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对就业拉动率很低。轻工业阶段,GDP每上升一个点,可安置300万人就业,重化工阶段则下降为70万人。“十二五”期间解决就业需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果新兴产业能够获得快速发展,中速度也会拉动较高的就业率。在“十二五”期间,让传统产业保持4%—5%的贡献率,让新兴产业保持2%—3%的贡献率,在两者结合中实现“又好又稳”的增长,是“十二五”期间值得研究的战略问题。

  二、坚持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协调传统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关系,探索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之路

  在应对环境与能源危机的思路与路径选择上,“十二五”期间面临着重大战略转型。现有的基于生产端节能减排的治理方案,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鉴于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的冲击与中国内部存在的问题,“十二五”期间在解决能源与环境关系问题上,面临着从局部的节能减排向上升为生态经济模式建设高度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模式,无法容纳13亿人口的工业化。已开始进入重化工与高消费阶段的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按照传统的工业经济模式走下去,中国走美国式的工业化,需要三个地球的能源。在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尚未硬化的前提下,探索适应人口大国的低能耗、低污染、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在“十二五”期间提到议事日程,恰逢其时。

  二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能源、低碳经济革命,预示着以新能源为先导产业的生态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竞相占领的新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三是新能源、低碳产业、低碳贸易的出现,标志着应对能源与环保问题的投资,正在从扣除财富的投资向财富增值的投资转变。这标志着当代世界走向生态经济的技术支持与经济条件已开始具备。

  在这样一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提升发展生态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战略地位。将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工业化、小康社会建设纳入到生态经济模式中,正确处理经济生态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关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是“十二五”期间关系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大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重化工产业的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由于重化工产业属于高税源的“富政府不富民”的产业,由此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重化工产业、房地产业的积极性。在这样一种不利于财富在民间积累、不利于扩大民间消费的经济制约下,单纯通过刺激需求解决内需不足是不够的。要从调整初次分配结构上找出路,“十二五”期间就有一个如何关注富民、利民的民生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一大批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值得我们关注。如旅游业、中医中药业、民间手工业、服务业、有机农业、新能源农业、康体保健业、文化产业等,这些新兴的产业不仅是适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也是高就业率的富民产业。通过测算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新兴产业的增长率普遍高于GDP平均增长率5—8个百分点。

  在“十二五”期间,把高就业、低税源的富民产业纳入国家产业规划,要通过培育适于中小企业、高就业率的富民产业,作为解决需求不足、财富分配不公的重要举措来对待。通过兼顾富民与强国的双重目标,实现结构调整与强国富民的双赢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暴露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对外需过度依赖的软肋。2003—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平均增长率28.6%,高于GDP增长率18个百分点。我国外贸依存度2005年达到63%,2007年更是曾经高达70%。中国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上升到2007年的36%。高度依赖出口增长的动力结构,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三大隐患: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安全性隐患。在一国经济增长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进出口,这样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结构;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的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依托低成本的出口优势丧失,出口的动力一旦下降,替代的动力不能及时形成,中国经济将面临着增长动力衰减风险;三是中国国民财富损失的隐患。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对内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外部,美元贬值又会带来国民财富缩水的风险。

  面对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诸多隐患与负效应,如何培育内需动力,调整对外贸易模式,建立内外均衡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是“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要从四个方面逐步实现战略转型:一是调整对外贸易功能,从满足中国经济总量扩张的对外贸易向满足提升中国经济质量的对外贸易转型;二是从过度追求出口的对外贸易,向进出口均衡发展的对外贸易转变;三是从承接西方产业转移的低端分工的贸易,向依托自主品牌的高端贸易转型;四是从高碳经济的对外贸易向低碳经济的对外贸易转型。

  与此同时,在培育内需增长动力上,也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国民财富分配体制改革,解决因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富人边际消费递减,穷人消费不足的问题;二是加大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化,解决地区之间的消费差距,创造释放潜在消费的社会环境;三是大力发展富民产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使社会资源向有利于民生产业的领域配置,从源头上解决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

  产业智能化是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自主创新力、战略安全性的要求所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无法在所有的领域都与发达国家展开全面的竞争,但是,目前中国的智力资源和研发活动的智力成本,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应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推进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升级。

  以智能化、信息化为目标,提升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在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自控权,提升国家在信息领域的竞争力与安全性;以智能化、信息化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在国家产业竞争战略中的作用;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手段改造传统的商务模式,推进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智能化、信息化来改造中国公共服务模式,提升智能技术在民生领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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